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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城:我的第二故乡 /安丽娜


  

  

1969年,文化革命的烈火燃烧正浓,12月31日,13岁的我,也跟随父亲走上了“五七”道路,从城市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的生活环境和人生道路从此被转移。


第一章  “五七”道路是这样的


1969年12月31日,早上,天刚蒙蒙亮,我被母亲从热呼呼的被窝中叫起来:“姑娘,快起来,我们今天要搬家了”。

迷迷糊糊中,我穿上衣服,扒着窗户向外看,爸爸和两个哥哥正往大解放车上装东西。我问母亲:“我们往哪儿搬啊?”母亲说:“在屋等着,一会儿装好车招呼你。”对呀,我在屋里也不能干等着啊,鱼缸里有五条红色的大金鱼是我的最爱,我马上从厨房找了个大罐头瓶,灌上水,把五条金鱼捞进了瓶里,抱在怀中。

天大亮了,停在院子里边的两台大解放车被装的满满蹬蹬,按照约定的地点,我们在重庆街集合。重庆街上两侧的大红标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走‘五七’道路光荣”,非常醒目,欢送的人群手举着红旗,呼喊着口号儿,父亲胸前戴着大红花,站在大解放车上,两个哥哥陪在身边,我为了看得清楚,也从驾驶室出来,站到哥哥身边,哇!好一派激动人心的场面。大解放车缓缓启动,锣鼓声、口号声、震耳欲聋,我被这场面感染的有些激动,两侧的标语进入我眼帘最多的就是“五七”道路四个字,我也是在走“五七”道路啊!大解放车开向了火车站,把解放车上的搬家的东西装上火车。我们一家六口人,也坐上了去舒兰县小城车站的火车,我望向车窗外,皑皑白雪,洒满大地。心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儿,只是默默的说,再见了,吉林市!

父亲“五七”道路的落脚点是舒兰县小城公社孟家大队第九小队,地点就是在小城火车站下车,再走12里地的朝阳沟。我们在小城火车站下车,卸下东西,接我们的是生产队长和两挂牛车。两台大解放的东西,两挂牛车怎么能装得下!我们只好把紧要的先装上。我们坐在牛车的车沿儿上向朝阳沟走去,一段公路上,牛车慢慢悠悠的走着,那年的雪很大,道路两侧根本看不见土地,一眼望去,有山有树,还能看见几处小房子,坐了一会儿,我的手脚都冻僵了,我和哥哥都蹦下牛车,跟着车跑,哈着气,一会儿,围巾、帽子都上了白霜。大约一个小时,牛车下了公路,这牛车在雪中吱吱扭扭的走着,我们也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后面跟着。突然,牛车陷在一个大雪坑里,弟弟从车上被甩了下来,怀里抱着的鱼缸也被抛在雪地中,哥哥扶起弟弟,我急忙去捡起鱼缸,只见玻璃罐头瓶口边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可是五条金鱼还在水里游动,哇!好可怜的鱼啊!我忙找了条小毯子把鱼缸包上。牛车陷在雪地里出不来,只好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来,把牛车抬起来再装车,继续往屯子里走去,这时天色已经黑下来,如果不是白雪,根本就看不见路。

我们紧跟着牛车来到生产队为我们准备的新家门口,这是一个三间草房,进门两侧是房间,中间是厨房。我们一家六口人住右边,右边的房间是对面炕,炕上有炕席,中间是放箱子、柜的地方。这房子的主人是这里的乡亲王铁柱家的,为了给我们家住,他家的七口人挤进了左边的屋子。屋里没有电灯,王家大叔给我们端来了一个小碟,里边有点油和一根棉花捻。王叔说:“你们先用着,明天早上去供销社买马灯吧。”

因为实在太累,屋里屋外很黑,我们又很冷,母亲把带来的所有棉被都铺在两个炕上,没脱衣服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王叔家早早起来,王叔把做好的早饭端给我们,玉米面粥、大饼子、咸菜疙瘩条儿,满脸笑容的王叔说:“趁热吃吧,大饼子可香了”。父亲握着王叔的手,满是感激地说:“老哥哥,谢谢你啦!”可是看着这早餐,我真的要哭了,母亲看着我的样子,拿起一个大饼子,把贴着锅的那片揭下来说:“姑娘,这个又香又脆,你尝尝。”我用怀疑的眼神接过来,咬了一口,“哇,脆脆的、甜甜的、香香的,还真的挺好吃啊!”母亲看着我笑了,她也笑了。

吃过早饭,父亲去买了两口大锅、马灯、煤油等生活必需品,把箱子、柜安好“五七”道路的家就算安排就绪了。

两天里,我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喧闹的城市,来到这僻静的乡村。从现在开始,我就要和父亲一起,感受走“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

 

第二章  阳光伴我快乐行

 

稍加修整,第三天,我们就去生产队参加劳动了。劳动的内容是刨粪。我的两个哥哥已经是下乡知识青年了,为了和家庭团聚,父亲把他们的知青手续调到这里,所以他们干起活儿来没有难度,我那年刚刚14岁,身体虽然很好,但是这力气活儿确实没干过,我拿起十几斤重的铁镐,举起来,镐尖落在粪堆上就是一个白点,刨几下几个白点,我停下来,看见父亲在看我,当我和父亲的眼睛对视时,我觉得父亲这个从不服输的人,今天的表情十分复杂,半天,他走到我的身边,拿下我手中的镐说:“姑娘,刨不动吧?”,当时我倒是没有感到刨动,还是刨不动,没有回答父亲的话,只是用疑惑的目光看着父亲,父亲沉思了一会儿,说:“刨不动,别刨了,你还是去学校上学吧!”当时我真的没有想到走“五七”道路还能去上学。第二天,父亲领我来到公社里的唯一一所中学,舒兰八中。

1970年初,舒兰八中是一所乡村学校,当时在全县还是比较好的中学。但学校也只有一个年级,这个年级比我上学的年级高一级,为了能上学,父亲就让我插进这个班。

教室不大,显得很拥挤,比较显眼的是后排学生的背后堆了很多煤坯,地的中间有个大铁炉子,不白不黑的墙上有几条毛主席语录,老师的讲台和第一排学生的桌子是挨着的。

我家离学校有12里地,所以我要在学校住宿,每周六回家,周日晚上或周一早上赶回学校。由于这个班比我原先的年级高一年。所以学习起来比较吃力。可能是因为水土不服,还是着急上火吧,6月份,我的屁股上长了两个大疖子,流脓淌水的,不能坐板凳,我一个星期没去上学。星期六下午,班主任老师到班上看学生很少,就点名,点到我时,同学们说,我一个星期没有来上学了,老师当时就宣布把我除名。放学了,几个女同学跑了12里地到我家问我:“怎么不去上学,老师都把你除名了”。我说:“我有病了,去不了学校,没办法请假,那我就不去上学了”。几个同学一听急了,说:“那怎么行,你现在同我们走,我们陪你去同老师说,你有病不能来上学”。几个同学连拉带扯的把我弄到学校,老师也看见我来了,说;“坐下吧,上课了”。老师的一句话,我一肚子的委屈都咽下去了。这个班的学生年龄比我大两三岁,懂事更比我多。他们说的事儿,我有时听不懂,看热闹都蒙门儿,稀里糊涂的,到了1970年底,这个班的学生赶上了四个面向,52名学生中有12人分到中专学校上学,有4人当兵,其余的都回家种地了.

1970年12月26日,班主任丁老师突然坐到挨着我的座位上,跟我说:“虽然现在有四个面向,你不能当兵,也不能升中专,(我不是这个年段的学生),但是,1971年,咱们八中有高中班了,学校为了照顾你们“五七”战士子女,表现好的可以继续上高中,再就是回乡务农,这两条路你选择哪条。”我毫不犹豫地说了一句:“回乡务农。”丁老师用诧异的眼神儿看着我,半天才说:“你这么小回乡务农你不行,还是继续上学吧。”我看着丁老师诚恳期望的表情慢吞吞的说:“那行吧。”这时丁老师马上起身站在讲台上说:“跟大家说个事,咱们班有5名‘五七’战士子女,学校为了照顾他们,现在选三名继续在本校上高中,现在我说名字,同意的大家就举手,安丽娜,”全班同学“哗”的都举起手来。王丽、刘小明,老师说的前三个同学的名字,大家都举手了,后两个就都不举了,因为只能举三次啊!(后来,所有五七战士子女都上高中了。)这件事,我真的非常感谢丁老师,把我从天真幼稚的道路上拉回来了。

新的学习环境开始了,新老师,新同学,看到他们和自己的年龄相仿,真的很高兴。每天都有新的知识在黑板上展现,除了数学课的基础有断层外,其他课还算跟得上,开了英语课,我还当了英语课代表,学习、劳动、文艺、体育活动样样丰富多彩,我很欣赏班主任柴学华老师的语文课,他知识渊博,讲课很有吸引力。在一次清明节祭扫烈士墓时,他手中卷了本儿书,带着眼镜,朗诵《接班人之歌》的样子,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接班人之歌》这首诗歌儿,我现在还能背诵。一次写《秋天》作文,我觉得写的挺好的,可是柴老师给语文科代表刘秀兰打了75分,给我打了74分,这件事,至今我还耿耿于怀。

由于我初中是插班,所以数学课有断层,学的一般。但是几何图形画得很漂亮,老师问我:“你怎么画的这么好啊?”我回答:“老师,我父亲是建筑工程师,天天拿着大格尺、三角板、圆规、量角器画图,我还没有我父亲画的好呢!”

1971年国庆节前夕,学校团委号召大家写诗歌,我也写了一首去找学校团委的田中泉老师指导,田老师说;“写的挺好,你放这我帮你改一下。”第二天,刚进校门,看见同学们在看什么,我凑上去一看,是署了我名字的庆国庆的一首诗,里面的内容和我昨天给田老师的,他说帮我修改那份完全不一样。同学们看见我说:“安丽娜,你真厉害啊,全校这么多同学,就选你一个人的放这了。”我红着脸跑开了。

1971年的上学期,班里转来一名女生,叫梁惠敏,坐在我的斜后方。第一节语文课朗读毛主席诗词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赴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园里可耕田?

甜美的播音员声音,抑扬顿挫、舒缓铿锵,简直无可挑剔,我自认为我的声音不错,朗读也挺好,这回来了一个比我好的。我用余光瞄了她一下,那才叫羡慕嫉妒恨都有呢!她不但朗读好,学习也非常好,被选为学习委员,后来,我很虚心的向她学习,我的学习成绩,尤其是化学进步的很快,我们成为终生的好同学,好朋友。

冬天,学校的操场上泼上了冰场,白天同学多,我俩都不会滑冰,就得晚上去练。天黑不敢走路,我俩就把惠敏父亲冬天的行头拿来,狗皮帽子毛朝外,棉手闷子手上戴,黑色棉袄身上裹,系根草绳当腰带。一边走,一边吃着饼干,打着口哨,哼着歌,在冰场上摸爬滚打10天,终于能在冰场上慢慢滑了。一天早上,体委燕增福通知我俩参加学校的滑冰比赛。我跟惠敏说:“刚能滑几步,怎么能比赛啊!”我俩拎起冰刀就向学校的东边稻田地跑去。这时大喇叭传来声音:“高二三班梁惠敏、安丽娜马上到检录处检录。”我俩听着哈哈大笑,大喇叭没有了声音,我俩忐忑不安的回到教室。

每到春季,学校组织全校同学到附近的生产队插秧,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老师、同学、农民伯伯,还有稻田地、秧苗儿,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场面着实让我兴奋,都说插秧劳动很累,但我没有感觉到累,心里想学校多组织这样的劳动才好呢。

1972年夏季,公社建大桥,学校组织我们参加劳动,我们的任务是往桥墩子上填石子,我们用土篮子装满石子,一趟一趟的挑,肩膀压得红红的,大家都咬着牙。走起路来,扁担还一颤一颤的,心理觉得自己的样子很美。

因为家里学校12里地,所以我成了住宿生,父亲每月给我六元伙食费,学校的饭菜很便宜,每顿饭只需一角多钱,酱炒角瓜片是我的比较喜欢的,软软的,还有些酱香味儿,和高粱米饭,大碴子粥一起吃,还挺香的。我基本不挑食,只要能吃饱就行,为了节约伙食费,每周日返回学校时,我都从家里带咸黄瓜炒冻豆腐、醋泡疙瘩条儿和一点大米。我们吃供应粮,每人每月有两斤大米,我用饭盒把米淘好,加点水放在寝室烧炕的灶坑里,做出的饭也真的好香的,再加点咸菜也算是美味啊。这样每月六元的伙食费我还能节省下来两三元就可以买衣服和学习用品了。

住宿的寝室学校有12里地,是几栋废弃的砖厂的红砖房,听说这里以前是坟圈子。开始,真感到有些渗人,我是胆大的人,同学们都叫我安大胆。有身体不好的女同学,晚上睡觉,说看到了黄皮子,吓得大哭大叫,半夜三更往外跑。冬天,寝室的炕我们要自己烧。倒也很简单,把稻草点着了,再放一点毛柴,一会儿就热了。炕是热了,但屋里很冷,冰冷的屋子,棉被很凉,睡在我旁边的蔡小平,她身体瘦小,睡觉前我先把她的被窝焐热,然后才进我自己的被窝儿。

七一年冬天,刚下过大雪,我去惠敏家玩儿,惠敏的父亲留我吃饭,要炖大鹅,他把大鹅抓住了,拔了几根鹅脖子上的毛,拿菜刀在鹅的脖子上割了一下,就把大鹅扔到雪地上,大鹅“嗖”的站起来就跑,雪地上留下了一趟趟血迹,惠敏父亲愣在那里,我喊惠敏:“快抓住它!”我俩在院子里追了半天,才抓住大鹅。惠敏说,“咋办啊?”我说;“去找块木板来。”我从惠敏父亲手里拿过菜刀,把大鹅的脖子放在板上,用脚踩着,让惠敏踩着大鹅的爪子,一刀下去,就把大鹅的脖子剁下来。嘴里还说;“看你还跑不”惠敏父亲说;“这孩子胆子太大了,”吃着炖大鹅很香,同时心里也很自信,自己做了一件大人不敢做的事,

孔昭敏的父母在舒兰,为了陪奶奶,她留在小城,一个大房子,就她们祖孙俩。因此,她家就成了我们经常去玩耍的地方,她家的大炕有一道隔板,睡觉可以两边分着睡,谁都不受干扰,我们一去昭敏家,奶奶就把她家最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炒瓜子,烤土豆儿,地瓜,昭敏还会织织钩钩的,她教我们织毛衣、毛围脖、手套、帽子、领子等。这些手艺我一直延续很多年。

我家离学校12点地,要经过七八里地的铁路线,七二年的夏天,一个周六下午两点多,太阳很热,我一个人在铁轨上走着,还把上衣脱下来蒙在头上遮太阳,突然觉得一个人拽我,把我拉下铁轨。这时,一列火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拉我的人说;“喊你半天你没听见啊!多危险啊!”我从地上爬起来,看着远处的火车,抱着那个人的大腿,哇地哭了起来,那人说:“别哭了,孩子,以后千万别在火车道上走了,我要不是在这里寻道,真的没有人能看见你啊!”我望着巡道工的背影喊道;“谢谢你,大叔!”我拖着酸痛的身体,通红的眼睛,慢慢地走到家,母亲问我眼睛怎么红了,我还是真想大哭一场,但我还是忍住了;“是眼睛揉的。

1973年1月13日,我们高中毕业了,二年的学习生活,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幸福和快乐,每天都学习生活在阳光里。舒兰八中是我心中的圣地,老师是我人生的向导,同学是我人生的至亲挚爱。


第三章  在尝试中成长

 

虽然生活的环境变了,但是同父母、哥哥、弟弟在一起,心里很踏实。眼前的每天都是新鲜事儿,父母,哥哥不想让我干什么,但是我也愿意跟着他们后边乐在其中。

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冬天的早上,四口大锅同时烧起,气和烟混在一起,一米外看不见人。一天早上,我起来着急上厕所,一开房门,父亲端着一盆猪食,被我撞翻在地,猪食洒了父亲一身,得回是冬天,不然父亲就满身大水泡了,我被父亲大吼了一顿,回到屋里,半天没敢出来。

我们的生产队有一个知识青年集体户,有18个知识青年,他们住的屋子很大,但是很旧、很冷,冬天四处透风,没有生活能力的城市孩子来到农村,他们把生活弄得一塌糊涂,苞米茬子不是糊了,就是没熟,贴大饼子一贴就出溜到锅里,因为我们都是吉林市来的,我母亲经常帮助他们料理生活,教他们做饭,帮他们缝衣服等。春节前的一个晚上,集体户的李秀萍姐姐来我家找我,让我同她去做伴,我真的很愿意同她去,可是进屋一看我傻眼了,冰冷的屋子一点热气都没有,北炕上没有炕席,而且炕上的土陷下去了,一股发霉的气味,我俩躺在炕上,把他们所有的棉被都铺在炕上盖在身上,秀萍姐还把棉帽子戴在头上,我没有帽子,只好把被蒙在头上,半天睡不着,这时还听见对面的炕上发出了“吱吱”的声音,我问秀萍姐;“什么声音?”秀萍姐往往身边靠了靠说;“没什么,快睡吧。”第二天早上,天没亮,我就回家了,问母亲集体户的炕里有“吱吱”的声音,母亲看了我一眼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回吉林了,我又问母亲集体户的炕发出“吱吱”的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母亲说;“是老鼠在叫”,我“嗖”的一身冷汗出来了。

我家住的朝阳沟位于小城公社的中部,属于半山区,烧材都是自己上山去砍。冬天,每到周日,我就穿上棉水靰鞡、打着绑腿、穿上父亲的大棉袄、背上煎饼、拉上爬犁和哥哥上山去砍柴。出了屯子,走30分钟就来到树林中,哥哥用锯把一棵棵小树放倒,我就往山下的路边拽,白桦树(树皮能点火)、榆树等,装好爬犁,我们就烧上一堆火,在碳火上烤带来的煎饼,真的是好香啊,把火清理完毕,我就坐上爬犁,哥哥拉着我回家,母亲做了苞米茬子大豆粥,冻豆腐炒咸黄瓜,可能是因为太累了吧?母亲做的真是好吃极了啊!吃饱了,暖和了,我和哥哥又去劈柴。他俩用锯截成一段一段的,我就用大斧子一劈四瓣或者八瓣,儿小一点的,我就把大头儿放在劈柴用的木墩上,用大斧子在中间分开再分开,然后再剁成一段一段的,这活儿其实是个技术活儿,既需要有力气,又要劈得准,这门技术,我们回城住平房时,我还继续发扬光大呢!看着整整齐齐的绊子堆,心里还好有成就感呢!

大约在1970年的七、八月份,我们家的装备已经很有特点了。因为父亲是土建工程师,所以我家的仓房顶是人字架的,鸡窝是用从吉林市带来的红砖砌成的,就连鸡窝的窗户和门都是带合页的,夏天可以开窗通风,冬天暖和,安全。猪舍是用水泥抹得,好清扫。父亲上国高时学过农艺师。我家菜园子的西红柿又红又大,黄瓜又绿又长,茄子、辣椒、土豆等蔬菜长得都比老乡家的好。在树林这边种小黄米、黄豆、豇豆宽豆角儿等受到老乡的青睐。享受自家产的绿色产品真的好幸福啊!

秋天的季节是最有诗意的季节,秋风习习、瓜果飘香,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我和哥哥背着背筐走进大山,举着大棍子打核桃,爬到树上摘山梨、山葡萄、打元枣子,在路边的任何地方都能烤苞米、烧毛豆。家里的餐桌也很丰富,大锅炖土豆、豆角、面瓜,大锅的边上贴上大饼子,豆角上有泡泡,大饼子的边上油汪汪的很香,烀茄子、土豆、地瓜、苞米和一碗辣椒酱一锅出,撑得肚子溜溜鼓。

春天周日,父亲让我去地里实验实践,我拿着镐头去背地,走到小路边,两边是小树,眼前一条蛇横在路中间,我被吓了一跳,立刻停下脚步,蛇不动,我看了半天,进退两难,往前走,怕它咬我,往回跑,怕他追我,周围一个人没有怎么办?反正也这样了,我跟你拼了,我举起搞头,向蛇连砸几下,把蛇成两截,我确认它死了,我从它的身上迈过去了,大约一个小时,我背地回来,经过这里,我急切想地看看死蛇。但死蛇却不见了踪影,这回我可急了,撒腿就往家跑,到家父亲问我怎么了,我上气不接下气的说;蛇没了。

还有一次去铲地,回来的路上,好像脚前边踢着了什么东西,停下一看是一只刺猬,我不敢用手去摸,就用锄头扒拉扒拉,越扒拉越小,我看挺好玩儿的,心想,怎么能把它拿回家呢?我就折了柳树条儿,把刺猬拦腰系上,然后挂在锄头上,扛着回家了。母亲看了说;“你这孩子,把它弄回家,放哪都得跑”。我怎么能相信呢?我就把一个大铁盆拿来,把刺猬扣进去,上边压上了木板,心想:我看你怎么跑。第二天早上起来,轻轻打开大铁盆,哇!刺猬真的不见了,到现在,这也是我心中的不解之谜。

菜园子种了很多蔬菜,一天,我去菜园子摘黄瓜,看见一头小猪不知道什么时候钻进来。我顺手拿起镰刀去撵它,可是它还是慢慢悠悠的左一口右一口的吃着菜,我使劲喊;“别吃了,快走!”手上一使劲,镰刀头进了小猪的肚子里,我赶紧拔出镰刀,傻傻的看着小猪,这下子它不吃菜了,晃晃悠悠的往杖子边走去。到了杖子边它不走了,因为它出不去了,可能是忘了来的地方了吧。我急了,这可咋办啊?谁家的呢?我往杖子那边看,杖子不高,我抱起小猪就放在了杖子的外边,我转身把镰刀放回原处进屋了。大约有20分钟,就听见右边邻居王大兜子家大婶喊:“是谁把我家的小猪砍成这样啊,多可怜啊!我要找到这个人一定让他赔!”父母听见后就过去看看,回来后我问大父亲:“大兜子叔家的小猪咋样了?”父亲说;“活不了了,谁这么坏,砍人家的猪干吗?”之后,我也悄悄的去看了一下,可不是那小白猪躺在那里奄奄一息了,可怜的小白猪,你还真的能找到自己的家了啊!,这件事我一直很内疚,回吉林市的20年后,我才和家里的人说了这件事。2017年,我们全家回朝阳沟时,我还特意问了王大兜子叔叔家的情况,想真诚的表示歉意并赔偿。可是,老乡说王大兜子叔叔已去世多年了,家里的人也搬走了。

1973年初,父亲的原单位因为急需工程技术人员,把他调回去了,也就是说,父亲的“五七“道路就算走完了。但是从吉林市走的时候,我家的房子已经交上去了,现在家里回吉林市,暂时没有房子,两个知青的哥哥,也抽回吉林市上班了,朝阳沟这里只有我和母亲了,春天了,我没事做就去生产队劳动,父亲不让我去,但我还是非得去,种地、背地、产地,我样样都跟上趟儿了,这年,我们生产队第一年有了水田地,因为以前没有水田,所以这里的乡亲们不会插秧,我在学校三年插过三次秧,所以我在生产队成了插秧的老师了,整齐成行,有速度,生产队王队长说:”你这丫头,别回城了,在这当妇女队长吧!“队长的话我真的当回事儿了,我跟父亲说:“我要在这里当妇女队长。”父亲说:“那是队长跟你开玩笑的。”回城后,父亲跟我说:“王队长真的不想让你回城了,想让你当妇女队长。”我说:”真的啊!”

在懵懵懂懂中,我离开了城市,走进乡村,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再冒冒失失中挑战自我,锻炼了胆识,增长了知识,为今后的人生道路的基石培了一些土。


第四章 小城,一直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1973年十月份,我们举家又回到吉林市,父亲、母亲、哥哥都去上班了,弟弟上学,就我一个人在家,没事出去走走,大街上车水马龙,人头攒动,闹的我心神不安,真的想马上回到小城,住到朝阳沟那僻静的房子里去。父亲看我的样子,就临时安排我去街道企业上班,一段时间的闲暇之时,我还是很怀念小城的山山水水,朝阳沟淳朴的家,舒兰八中的教室,同学们可爱的脸庞。

可是70年代初期,带给我们的是那么无助,能有一份工作和一点微薄的收入已经是不错了,想去看看老乡,同学那就是奢望了。

在学校时,我和梁惠敏就非常要好。毕业后,我们克服很多困难,一直保持通信联系。1973年初,她的母亲去世后,葬在当时她们居住的长发村。后来他的父亲领领着他们姐弟三人搬了几次家,她的弟弟因为发了一次高烧去世了。没有办法,惠敏领着妹妹去了河北邢台的舅舅家。这时吉林这里已没有惠敏家的任何亲戚了,惠敏把我当成了她的亲人,1983年夏天,惠敏和她的爱人,带着一岁的儿子来到我家,久别的重逢让我们非常激动,真的像做梦一样。那时我们都有了稳定的工作和家庭,关系来往更加密切,1995年春天,惠敏来电话,让我帮助去小城长发圆一下她母亲的坟,秋天回来起坟。我回到小城,找到在小城火车站任站长的同学孙长海,和在小城居住的同学曲宝善、纪殿才殷时等十几个同学。带上工具,坐上两辆面包车,来到了长发村。由于不熟悉情况,我们找到了老乡,老乡指给我们一个直径约三、四米的大土包,我们把大土包上碗口粗的20几棵小树都铲掉了,重新培土,好大的坟包啊!大家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祭祀活动,秋天惠敏回来起坟,十几个同学到了坟地,把坟包刨成了大坑,也没看见尸骨,怀疑可能是错了吧,就去村里找了有经验老人来看,老人说;“这不是坟,是那一个”,按照老人的指点,我们很快就刨出了尸骨,然后将尸骨送到舒兰火化场火化。通过圆坟起坟,我和失去联系多年的同学又在小城相见了,感到非常亲切。

1996年舒兰八中1970届26年同学会、2000年舒兰八中40周年校庆、2005年舒兰八中1970届35年同学会、分别多次回到小城,见到多年不见的1970届的老师、同学。小城的山山水水依然那么清晰亲切,让我流连忘返,2014秋天,1970届同学陈耀武、周建文、刘景林,我们去小城玩,回来的路上,我要求去朝阳沟看看。我们开车进了屯子,屯子40年前的草房都不见了,耀武同学问我往哪开,说实在的,40年没回来了,我也不知道往哪开,我下车看看就说;“往前开吧”,我们顺着屯子从东边开到西边,马上就要没有房子了,建文同学问;“你家住的房子你能记得住吗”,这时我喊;“停车”,我们的车在一个三间砖瓦房前停下了。这时屋里出来两个男人问;“你们找谁呀”?我问;“这家姓王吗”?男人回答;“这家以前姓王,我买了好几年了”,男人看着我问;“你是不是姓安啊”?我说;“你怎么认识我”?男人说;“你叫小丽,你大哥叫忠龙、二哥叫忠民,小弟叫忠华,你家是“五七”战士,我姓郭啊!”“哦!你是郭元银二哥,生产队打头的,你家还有大哥叫郭元金,还有个妹妹叫郭元花。”郭二哥接着说;“这么多年没来,旧房子扒了,这就是你家的老房子,咱这屯子几百间房子,你一眼就认准了这个早就面目皆非的房子,你可真神啊!”我们相互留下了通讯方式,我答应郭二哥,有机会我们全家来看他。

2016年末,舒兰八中1972届毕业生,蒋学愚同战友在吉林聚会时,就同一起从小城当兵走的同学张恕,提出要搞一次舒兰八中1972届45年同学会。倡议发出后,得到很多同学的响应,我也积极参与。成立组委会、分区域寻找失去联系的同学、建立网络平台,一时间舒兰八中45年聚会得到消息风生水起,网络平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呈放射状发展,三个月内,网络平台上聚集了国内20几个省和美国、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内外同学104人,小城、上营、舒兰、吉林市同学花名册的人数不断增加。我为了召集三班同学尽量参加这次难得的聚会,动脑筋想办法,利用多种多条线索,把当时我们高二三班在册的60名同学全都找到了线索,在舒兰八中1972届全体同学的共同努力下,2017年6月10日至12日,在吉林市丰满汇丰宾馆举行了声势浩大的45年同学会。1972年舒兰八中毕业生有200名同学,聚会时122名同学,61名男生、61名女生,两名老师参加了45年同学会,我们高二三班有41人参加了这次同学聚会。

1973年6月,我们全家返回吉林市后,母亲、哥哥、弟弟都没有回过小城,2017年8月4日,在上海经商多年的弟弟回吉林市探亲,建议回小城朝阳沟看看。早上,哥哥开车,母亲、哥哥、弟弟和我一家五口人(父亲去世了),前往舒兰小城朝阳沟。一路上的话题就是44年前在朝阳沟的一桩桩一件件,尽管是五味俱全,但没有后悔和抱怨,感觉一家人在一起,共享酸甜苦辣也很幸福。在我的引导下,车子直接开到了我们住过的地方。下了车,就围过了很多乡亲,乡亲们的眼神儿可真是不错啊!大哥、二哥、弟弟和我他们都认得很清楚,我87岁的老母亲被杨大哥领到他家的热炕头上,几个老乡争着抢着让我们去家里吃饭,我抓紧时间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镜头。回来的路上,我们真是感慨万千,乡亲们的日子跟44年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环境,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我们为他们感到高兴。我们全家也诚挚的感谢44年前乡亲们对我们家的关心、爱护和帮助。

小城,是我心里放不下的地方,我会以各种理由经常回去看看,只要有去小城的消息意向,我都会努力去争取,我还会尽全力为相聚在小城尽我的微薄之力。

70年代,父亲走“五七”道路,我只是随波逐流,50年的记忆即不苍白无力,也不轰轰烈烈,那是一段青春的记忆,永远留在我的青春里。到朝阳沟的第一天王大叔的一盏煤油灯、刨粪时的个个白点、屁股上的两个大疖子、截成两段的蛇、扣在盆里的刺猬、从火车道上拽我下来的巡道工大叔、生产队插秧、冬天上山去砍柴、秋天去山里收获、还有被我误伤的大兜子叔家的那头小猪,一桩桩,一件件,历历在目。

我总想用最美好的语言去赞美小城那片沃土,去感谢那些淳朴可爱的乡亲们,可是我找不到。捋捋思绪,我的感悟是生在乡村,长在乡村,脸朝泥土背朝天,是大地滋养了这里人的情怀;生在城市,经过这里,点点滴滴在心里,是纯真的乡情让我难以释怀。我已被小城这片沃土所吸引;我已被这里人的情怀所感染!这就是我说的魂牵梦萦的理由。小城,你是我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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